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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赞美发国难财_经济学家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_人们在采取行动时,需要根据所处的环境,考虑其行为的适宜性。

原文:

得到笔记:薛兆丰040-换个角度看发国难财的行为

拜法学教育所赐,今天的课程比较好理解,所以略去复述。

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看

薛老师说,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要学会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看。这个教训在法律中也是不甚枚举。

例如,美国法律曾强行要求全面禁酒,结果首先是造成黑市价格畸高,而后大量违法的人被关到监狱,造成监狱负担,最后引发警察寻租腐败,然而付出如此大的成本,人们也没有减少饮酒,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严重伤害了法律的权威性。

再例如,国际贸易中限制进口,就会造成走私,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扰乱正常的生产资料价格,进而伤害制造业在全球的发展,而且,需求决定供给,市场正常供给达不到,就会有官员腐败的空间。

还有一个更出名的例子,当政府过度加大对色情服务的监管,结局可能造成性侵害案件数量上升,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危害。

实际上,一些领域的法律也就是经济机制的制度化,符合经济规律的法律会帮助降低交易成本,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会增加全社会付出的成本。

不是所有发国难财的行为都是值得褒奖的

就像薛老师在课程开头举的例子,如果危险情景是人为制造的,那么就不再具有正当性。

所以,自发的发国难财的行为是可以被排除在“趁人之危”以外,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利用暴力或资本等优势地位,联合起来控制供给,形成垄断,抬高价格,那就是在不可抗力造成的国难中,加入了人为的破坏,这种行为,是应该被否定的。

思考题:如果一种商品本身就有垄断性,且供给严格控制,那么它的价格是否应随着市场的供需波动而波动?
想了半天,这种商品具体是什么,一开始想的是烟、通信,不小心看到了留言区有“土地”二字。妙啊!

在咱们国家,土地还真是一个好例子,土地作为一种生产、生活资料,所有权属于政府,具有天然的垄断,并且政府决定什么时候卖地,卖多少,起拍价、流拍价多少。

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是允许土地价格随行就市的,虽然有底价。一方面,在楼市高涨时,政府可以从激烈的买方市场获得高溢价,充实财政,另一方面,在楼市低迷时,政府选择减少供给,刺激需求。这样看来,不能严格的说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是随行就市,因为政府本身作为供应方就是市的一部分,价格不完全是自发形成的,不能反映真正的供求关系。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楼市的供求总是难以达成平衡,市场机制在这里是失灵的,垄断的一方有着天然的扩大收益的动机,所以,房价啊,还得涨。

作者:valarie_xu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970c6b74afd8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薛兆丰的大致意思就是:

发国难财的人,客观增加了市场供给,给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多一些的选择。

不得不再次提一下 子路受牛、子贡赎人 的故事。孔子已经表态支持 奖励那些为谋私利而增加消灾供给的人。读孔子的故事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的有道理。

田轩喊话薛兆丰:经济学家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薛兆丰:经济学者的任务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田轩-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

《那些为“发国难财”辩护的“经济学家”们,是时候该醒醒了》
本文作者:田轩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

比疫情本身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在广大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全国各方急援疫区的同时,有的人却在趁乱收割智商税。

最近,关于是否可以“发国难财”这一话题,在学术圈引发了争议。虽然学术讨论无禁区,但在当前的这个非常时刻,一些网红“经济学家”发出的声音却显得格外刺耳。

他们认为:“发国难财”是可取的,甚至还引用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为“发国难财”的人辩护。

他们表示,“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不但不该受罚,还应得到奖章。

他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重要的观点就是:“发国难财”能够让市场更有效率。

这与当年某网红“经济学家”认为“春运的时候提高票价就可以解决买票难的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只是个别的人、个别的号说点傻话,那也不值得反驳。

但这一次,为支持“发国难财”发声的,却是公众们熟悉且关注度较高的“经济学家”,实在令人忍不住叹息。

抛开第一眼的反感情绪,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发国难财”的经济学逻辑。前提是国难,不过是自然灾害还是外敌入侵,从经济学角度上看,会产生供给不足,因此就有需求得不得满足的情况。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在此时通过价格手段调节供需关系,没毛病。然而问题出在需求类型上,国难当头,都是要命的需求,而供给侧因为各种险阻和制约迟迟供应不上来,那仅用价格手段调节真的好吗?商人能看到个体需求并通过满足个体需求获得回报,但对于社会需求则难以判断且更难获得回报了。

经济学站在个体需求的角度,对这种经济行为当然无可厚非;道德站在社会需求的角度,当然唾弃这些发国难财的商人,因为他们伤害了社会利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某地大水绝收,灾民遍地,粮商囤积居奇,准备高价卖粮,同时低价收购农民土地,或借出高利贷剥削农民的未来收入。生存是第一需求,需求决定价格,卖儿卖女卖老婆为求一碗粥喝有问题吗?然后民不聊生,只能造反,天下十室九空,王朝更替,昔日农夫商人均成白骨。

你看,从经济学角度,在这个例子中,粮商的行为完全遵循经济学规律,也获得了经济学回报,从经济学角度,确实无可指责。但是,学过经济学101(经济学入门初级课程)的人都知道,价格只有在市场能维持运行的时候才能起到调节的作用。

在“国难”来临这种极端情况下,市场已经完全失灵,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市场,价格信号失灵并已经不能起作用,只能靠政府甚至暴力机构(警察甚至军队)来维持运行。一旦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些“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资源有效配置”,就都变成了纸上谈兵。

况且,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受各种规律混合起来一起支配,不是只受经济学支配。正常时期的商业活动中,比如滴滴打车忙时加价,这属于合理的市场调节,无可指责。但是,“发国难财”特指重大社会危机时刻任意加价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社会约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这个时候,只有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和社会公益力量来快速覆盖由市场失灵带来的供给缺口。

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人的行为不是只受经济学规律支配的。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经济学,那危难时刻不记报酬、无惧生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就无法用经济学逻辑解释了。

生命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益,不属于高层次需求,这不是开豪车住豪宅,谈不上谁最需要、谁不那么需要,大家同样需要。

如果用哄抬价格来实现貌似合理的分配,结果必定是富人活下来,穷人都去死,一段时间之后,富人雇不到员工,卖不出商品,企业效益骤降,国力将被大幅削弱,真到那个时候,发国难财的商家就是历史的罪人了。

所以说,激励商业世界的不仅仅只有利润,还有社会责任和荣誉感,以及对同类不可遏制的同情。

同理,在分析和解释经济世界运转规律的时候,除了象牙塔里的知识,经济学家还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的能力不在为疫情提供医学分析与救助,只能用微不足道的文字唤醒一些沉睡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商家赚了黑心钱,面对大家的谴责和抨击只能受着,这是他们应得的。但为此背书的“经济学家”就错得离谱了。当然,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特殊的新年假期里,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强防护,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少一些往来走动的喧嚣,多一些丰富心灵的高质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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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口罩合理吗?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

本文作者:董志强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教授

关于防护品该不该涨价的争论一如既往,毫不令人意外。一些人认为,卖高价口罩就是发“国难财”;另一些人认为,物以稀为贵涨价合理。有些自媒体打着经济学的虎皮高呼“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更是吸睛。

为什么“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文章引用某知名媒体学人观点,大致道理如下:

  1. 即便乘人之危,那也是自由选择。如沙漠中一杯水售价一万元,那是你心甘情愿去购买的。
  2. 阻止人们发国难财,会让受灾害的人处境更糟,没有高价就没有人愿向灾区供给物品。
  3. 高价有利可图,才会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增加所需物品的供给。
  4. 高价消除了套利空间,若没有高价,以低价获得物品的人可以私下再以高价转售获利,即催生黑市等。

文章引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话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是的,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于简单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同意上述所有观点。弗里德曼是这样的人。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因为那时我正沉浸于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之类的书籍,对价格机制迷恋不已。但今非昔比,对人的行为了解越多,理解越深刻,我就越不能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越不能赞同简单的自由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市场领域发生,人类社会所有的关系都归结为市场交易,那么市场原教旨主义将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有问题,也早已被价格机制解决。但问题就在于:人类很多的行为,不是在市场领域发生的,而是在社会规范领域发生的。在社会规范领域,价格机制不起作用。

举两个假想的例子:

  • 你去岳父母家吃晚饭,饭后掏出几张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对岳父岳母说:“这是我今晚的饭钱。”你猜,会导致什么后果?
  • 你去餐馆吃饭,饭后叫来素不相识的老板,说:“你看我长得这么帅,交个朋友,这段饭钱给我免了吧。”你猜,会导致什么后果?

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上面两个例子中你的“行为”是符合时宜的。在岳母家吃饭,你处于社会规范的情景中,不是金钱交易,也无需现金交割。而在餐馆用餐,你处于市场交易情境中,你是在购买服务,需要用价格激励对方。

这两个假想的例子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适宜”行为。人们在采取行动时,需要根据所处的环境,考虑其行为的适宜性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应该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写了一本被人们广为传诵的书叫《国富论》,论述自由市场的作用;但他也写了一本不那么被人们关注的书叫《道德情操论》,论述人类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道德情操论》一开篇,讲的就是行为的适宜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应该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传世巨作《经济学原理》序言中写道:“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在第一章第一节又写道:“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可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不过是从斯密、马歇尔那里拿走了半句话。

如果人们将自己的行为在市场领域和社会规范领域错误归类,就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不妨假想如下场景:你的汽车在街头抛锚了,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向路人求助。

  1. “嗨,伙计,我的汽车抛锚了,能搭把手帮我推一下吗?”
  2. “嗨,伙计,我的汽车抛锚了,能搭把手帮我推一下吗?我会给你5元钱作为报酬!”这里,方式二和方式一的不同在于,在后面加了一句支付5元报酬的话。你认为采用哪种方式更可能让你得到路人相助呢?

我曾在不同场合就此问过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方式一更可靠。你是否也这样认为?这其实是在美国的一个街头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方式一确实能够得到更多帮助,方式二通常会被人拒绝。

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更应该被归类到社会规范领域的问题,而不宜归类到市场交易领域的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乐于助人的天性,特别是只需要非常微小的代价就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将乐施援手。但是,方式二把这一社会规范问题变成了市场交易问题,就会让人要么觉得受了侮辱(不妨想象一下你的岳母见到你掏出“饭钱”时会是什么感受),要么就进入交易核算的考量之中(我的劳动才值5元钱吗?)。

市场交易不仅难以适用于本应适用社会规范的情景,甚至市场交易本身也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简单自由主义者,自由市场是他们的最高信仰。

但微观经济理论大师鲁宾斯坦曾有触及灵魂的一问:有两个经济体可以选择,一个经济体是自由市场经济,一切都靠价格竞争;另一个经济体是丛林经济,一切都靠拳头(武力)大小来解决。现在,你手中有1元钱,其他每个人人手中有100元钱,你拳头和每个人的拳头一样大,请问你愿意选择进入哪个经济体呢?我不敢保证你的回答是什么,但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的回答是:宁可放弃自由价格竞争的市场经济,选择武力竞争的丛林经济。

写了这么长,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偏离主题十万八千里。

其实不然,这长长的论述旨在说明,如果人的行为只有市场交易这一面,单纯从市场领域考虑人的行为,那么价格机制毫无问题,肺炎横行而口罩天价也极其合理;但如果人的行为不只有市场交易这一面,那么就不能单纯从市场领域考虑人的行为,所谓自由市场价格机制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口罩天价(所谓发国难财)将是不合理的。

更具体地,我针对“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所持的四大理由逐一批判。

  1. 其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面临强盗的匕首,要钱还是要命?这不是自由选择,大家有共识。在沙漠中生命垂危,倾家荡产买下一杯水,也不是自由选择——但那些还停留在经济学1.0版的学者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也是自由选择。其实,早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哲学家霍布豪斯就批判过这种所谓的“自由选择”了。他举的例子是,一个人掉下山崖无法逃生,这时你对跟他讨价还价,“你若将全部家产给我,我就给你扔根救命的绳子下来”。看起来,这是“自由交换”,实际上,不如说是赤裸裸的威胁。一个在危险中的人,除了保全自己已别无选择,他实际上没有选择空间。因此,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我曾在自己的著作《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第五章第三节)中引用霍布豪斯的例子对此专门论述。
  2. 没有高价就没人愿向灾区供给物品,这错得离谱。只需看一看,人们向灾区的捐赠热情,就知道这错了。事实上,我们从没有观察到,世界上任何一地发生灾害疫情之后,是靠高价格来解决物品供给问题的。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的确是价格作为信号来引导供给,价格之外也缺乏其他信号。但灾害疫情这样的情形,已经不再是正常的市场环境,在人们的心中这已经进入社会规范或者道德领域,灾情疫情就是信号,无关价格。面对灾害,政府的口号是“不惜代价”,社会的口号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人们的思维都已经不再是经济计算模式。倘若有人此时喊出“趁机赚他一把”,必然被唾沫淹死。真实的“人”行为就是这样,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经济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真实的“人”。
  3. 高价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并不全对。价格是引导生产的信号,价高意味着旺盛的需求,故厂商开足马力生产。但价格不是唯一可以引导生产的信号,若有准确的需求信息,即便没有高价,只要能保证正常利润,厂商同样会生产。事实上,像灾害这种短期冲击,对生产的刺激是有限的——短期冲击意味着厂商并不会扩大生产规模,不过是让工人加班加点而已。让工人加班加点,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只要这部分成本得到补偿,工人加班加点就可以实现(这里,我们直接忽视了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工人为灾区疫区保障而自愿加班加点的情况)。实现这一点可能需要口罩合理涨价(以维持正常利润),但不是天价。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只需正常利润即可,而不必天价。灾害终将很快过去,灾害冲击带来的天价只会转换成企业偶然所得的利润,不会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张。
  4. 高价消除了套利空间,是的,但同样会带来其他问题。1.0版本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价格,需求旺盛必然需要价格高涨方可阻止黑市黄牛等。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价格涨落本身是信号,这毫无疑问。但灾害疫情的冲击下,资源的配置已经不再完全取决于市场,社会规范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防护用品的供给一方面由市场力量驱动,一方面由道德和社会规范力量驱动。口罩天价只会让经济力量排挤出道德力量:人们的捐赠机会成本高了,因而捐赠意愿下降了;接受捐赠方的腐败动机提升了;投机牟利或适应预期而囤积防护品,反而让防护品更加短缺。

鼓吹“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本质上是主张极端地依赖市场来解决灾害疫情导致的物品短缺问题。这与我们的社会规范恰恰极其冲突。天价防护用品,意味着只有腰包鼓鼓的富人才能得到,难道穷人就白白等死?这多么类似鲁宾斯坦那触及灵魂的一问。当然,穷人不会白白等死,为了生存他们会选择武力抢夺——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忽视了人类在竞争中对非经济手段乃至暴力手段的运用。

社会规范本来就是为了平息人类的阴暗行动而存在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当于一个社会契约:今天你们受灾我们支援你,我们相信明天我们受灾你们也会支援我们。发“国难财”是对这种社会契约的破坏。它意味着,今天我们受灾你们趁机敲了我们一笔。但是,明天你们受灾了,咱们怎么计算?

最后,有必要说明,不可以发国难财不代表防护用品不能涨价。正如我在前面讲到,工人加班加点生产是有额外成本的,价格要补偿这一额外成本才是合理的。补偿成本带来价格上涨理所当然不应算发国难财。那么口罩这样的防护用品在疫情时期究竟怎么定价才好呢?经济学当然会考虑其成本核算,但社会规范其实给出了一些更简单的规则。就如我的一个不懂经济学的朋友说:“涨价一倍两倍还可以,但涨十倍二十倍那就太离谱啦,良心大大的坏了。”

看来,只有经济学知识并不够,还得多一点常识。

薛兆丰:经济学者的任务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近两年,中国舆论不仅强烈呼吁经济学者提高专业水准,还要求他们提高道德情操。前者须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而后者则可以靠拍胸脯来达到。不奇怪,短时间里,媒体上就涌现了一批自称“研究穷人经济学”、“为广大股民说话”、“为社会整体代言”、“自己决不会被收买”的经济学者。这不是好现象。

不论是公众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还是经济学者标榜自己的道德,都是可怕的趋势。经济学者本来是最明白其个人道德不可能改进社会的人。如果经济学者不但不去从事研究,还要靠标榜个人道德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就意味着他双料的堕落。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经济学第一课,不应该学什么“供给需求”,而应该学习欣赏经济学者哈耶克(F. Hayek)所说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美国人里德(L. E. Read)在1958年发表的短文《铅笔的故事(I, Pencil)》,极生动地阐释了“自发秩序”的思想精髓。国内学者秋风把它译成了精美的中文,在网上容易找到。

在这篇短文里,里德以第一人称讲述了铅笔的制作过程。从石墨、粘土、木材、黄铜的开采和炼制,到铅笔的发明和合成,再到运输和销售,当中糅合了多个年代、成千上万人的智慧和劳动。令人感叹的是,当中没有一个人完全掌握制造铅笔的全部技术。事实上,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参与了铅笔的制造,但铅笔还是诞生了!

铅笔的寓言告诉我们,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他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 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另一方面,经济学者要“取宠”也并不难: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

容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机场的咖啡会贵、为什么房价升得有道理、为什么最低工资法剥夺了低收入人士的就业机会、为什么免费教育其实是高成本教育、以及为什么知识产权对本国的科技发展重要。我这里先要说的是,当一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了博取道德上的优势而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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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号评论:

愈书
薛兆丰提及铅笔的故事、支持天价口罩,其实还是觉得个体理性行为会形成整个社会结果的均衡甚至最优,他强调协调机制而反对“鼓吹”道德,实质上意思还是应当遵循客观规律。但是,其所谓的个体理性的简单水平加总可形成社会最优,早已被博弈论、行为经济学证伪;而强调支持天价口罩这样的(价格)协调机制,即一种客观规律,则是他在面对宏观问题时,思路仍局限于微观个体行为规律了;实际上,若说宏观层面的协调机制、客观规律,不仅仅是价格协调,不仅仅有那些存在于微观层面的个体理性行为的规律,而是还有国家、社会等集体行为的规律,比如统一调拨、集中分配等等,这些集体行为带来的社会收益恐怕要优于简单的价格(尤其天价)协调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而对这类集体行为的探讨,其实是有些超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范畴了。薛兆丰的观点还是停留在新古典的框架内的。

越发
我赞同经济学家的观点,口罩不许涨价 ,其结果是口罩要用权力和关系来交换,还不如涨价来得公平。

ALLEN
严重同意,薛兆丰就是一个失去正确三观的所谓经济学家,被得到捧红。他也必将伴随得到的陨落而销声匿迹。

龙自在
虽然喜欢薛兆丰的写得那两本书,但薛兆丰的近两篇文章还是让人惊掉了大牙。经济是为人类服务的,如果白呼理论,忘掉了道德法律,离开实现社会,这样的理论还是太过了,太卖弄了。过犹不及,应该鸣鼓攻之!

无名
薛的言论像极了经济学院里第一次上了经济学原理的大一新生。
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好多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都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

然后我们开启了上帝模式,给自己的非经济学同学,自己的家人,义务科普了真实的世界运行规律。

一般来说,当你读了研究生之后,你就不会再这样看待现实世界的运行了。
等你读了博士之后,你就明白经济学不是万能的,甚至是无能的。
而你依然坚持经济学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夸大任何一种理论,不极端,不盲目。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然要看到经济学之外的社会,一个全面真实的不唯经济学原理论而运行的社会。

薛的言论,文章,适合科普,
但是科普本身不能替代科研。

以前我喜欢站在灵魂高点望芸芸众生,
为什么你们都不懂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火车票应该涨价来解决客流问题。没有什么是不能用涨价来解决的,如何不行,那就再涨一波。

其实只是我躺下了,以为地面上的一切都在我的脚下。

人应该力求看到真实世界的全部,而非紧紧抱着听来的知识来评判世界。

人不因无知而无知,人因盲目而无知。

julia
请问“越发”,照你的观点,用钱来评判谁该死谁不该死,就公平了,是吗?何况现在的中国,并非是有权力有资源才有口罩,你没看到那些在为捐赠日夜奔波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吗?!你没看到舍命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吗?!扪心自问,自己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

经世济民
虽然薛兆丰水平一般,但是主张不干预口罩涨价是对的。该文作者名头不小,是不懂还是装不懂市场逻辑:确实有人借机哄抬物价,但是也有人在价格不那么高的时候卖掉,口罩市场是难以垄断的,即:供给增加,那么均衡价格下降。

Larry 幸福的老6
奇葩说里的薛兆丰,基本可以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人。薛的问题在于,喜欢生搬硬套的运用经济学来解释。其实经济学严格意义上并不是门严谨的科学,流派很多,也就有了不少所谓的经济学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薛的经济学讲义,其实是很初级的经济学书籍,可能还不如看曼昆的书和张五常的经济学解释更实在。薛是网红经济学家,在普及经济学知识方面还是有意义的。不过在传统的经济学领域,他确实没有突出的贡献,他在国外期刊发表的文章,从引用次数看距离经济学大牛还是很遥远的。罗胖的得到app推荐的书,不值得关注,罗胖就是个没有底线的商人,对他来说赚钱是核心。

高畅
薛翻译可能没学过经济101[旺柴]

石辅仟
世界是个复杂的系统,片面的看待问题,以此提出刺激人感官的观点,不可取,某些言论的持有者就像手里拿了把锤子🔨,觉得全世界都欠敲,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仅靠一把锤子能解决的吗?面对如此大的疫情,一味的涨价,对金钱无忧的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底层人民怎么办?不可忘记历史教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学科是为世界发展服务的,而不是世界为学科的发展服务。

露西Lucy
有些经济学家该不会以为经济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吧。

渥村河
专门来顶一下田老师。就算不论道德,不谈伦理,天价口罩背后的公共卫生危机也不是市场调节问题,而是全球集体行动基础上的“最弱环节(weakest link)”与“最佳投篮(best shot)”问题。

一方面,买不到口罩的人会成为最弱环节传染源,威胁戴口罩的,甚至其他国家的人,所以别国才会无偿捐赠帮助你控制而不是卖给你,因为口罩才几个钱,传到本国那成本就大了,最低的防护成本是锯病毒于国内之外,所谓的“保护你就是保护我”。

另一方面,美国cdc为啥愿意帮忙寻找方案,因为本国利益啊。一旦有治疗方案就是互相有利想公共品啊。

所以啊,就算是那帮鼓吹市场的网红,也不能否认自由市场的成本收益优化选择吧。对,这就是你们口中的“机会成本”概念。不过,咱别停留在econ101前三章,好不好?

所以说,即使是那帮所谓的自由市场学者,也不应该否对,就是那帮货口口声声的“机会成本”概念。当然,如果只学了econ101前三章的话,大概还学不到weakest link的概念。

fish
针对天价口罩的现象我认为田轩教授的看法还是更有道理的。薛老师上课时举过一个例子,讲的是患者生病时的选择。当初薛老师说,没钱,不治了,自己去死也是一种选择。可真是如此吗?薛老师这个例子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虑的,但他似乎忽视了一点,就是有些事光用经济学不足以解释。危急时刻,人们的生命已经受到了威胁,这时生命权不是高于一切的吗?这时居心不良的人烘抬物价的后果就不仅是所谓的市场调节云云了。所以田轩教授所得对,这时的天价口罩和沙漠里一万元的水是一个性质,不是什么交易或选择,而是赤裸裸的威胁。就算我们抛开人道主义不谈,从现实上看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就像田教授说的那样,市场已经失灵了,穷人说不定会反抗,之后整个社会就乱套了下一次其它地方发生灾难也就没人愿帮丁。所以发国难财的人就应该被谴责!
可话又说回夹来,在春运车票的问题上薛老师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天价口罩涉及生命权,不属于经济学原理'管辖'的范围内。春运车票就样了,可以回家过年也可以不回,这不是刚需,因此经济学里的理论再这儿就有效了。

cloth
被北大解雇的非正式员工能好到哪里去!被西方思想毒害的一个典型!
作者
他自己提的离职。

无涯过客
小区门口的菜摊老板都明白的道理。有人质问他为什么白菜涨价了?发国难财。他说,涨价才会让更多人买得到!仍然卖1块钱一斤,有人就会一下子买光,卖10元一斤,他就只买两颗,所以你们现在还能买得到

Jiwen
薛的观点是典型的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并不是新古典,奥地利学派否认有市场失灵,认为完全依靠市场价格的调节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对发国难财问题的探讨根源上还是对是否承认存在市场失灵的探讨,对是否市场是调节供需的唯一方式的探讨。

Sunny
我在得到学了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对他的很多观点很赞同。但发国难财这个问题,我却认同田轩教授的说法。作为经济学家,还是要遵从人文伦理基本道德。美国经济金融史的崛起都是滴血的,我们发展到此还是主张和平稳定,难道这两种形式就不能并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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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北京

请将简历发送到邮箱:dalianpapap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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